扬子晚报

今天要讲的东西，涉及到一连串的问题，如战争、革命、政治体制、工业革命、人文环境，等等。主要是十七八世纪这两个世纪所发生的事情。作为资本主义时代成熟的前期，十七八世纪带有很明显的转机性质——包括所有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和社会中的各种各样的变化。

谈到这两个世纪，我们首先就应讲它的革命和政治体制。在这之前，国家、民族间的冲突主要表现为战争，但到17世纪以后，革命就逐渐多起来了。革命推出新的政治体制，使这两个世纪成为否定旧制度，进入资本主义全盛时期的关键时期。

我们分析历史的时候，不能只偏重于一条线索，比如三十年战争，光看宗教战争这一条线就不行。其实仔细分析起来，战争打起来以后不一定就是纯粹的新教跟旧教打，还有可能新教跟新教打，旧教跟旧教打，混战一片。因此，“宗教战争”作为一个概括性的名词，其发生的线索甚至可以牵涉到很早以前去。所以我们看历史，特别是看近几百年的文明时期，就应运用联系发展的眼光来看，把历史看做一个纷繁复杂的网络，是由无数条线索交织在一起的。再举个例子：作为一个衍生出许多新的思想方法的革命时期，17世纪从笛卡儿开始，哲学、人文等各个方面的研究都有进步，知识分子的人文思想在此期间有了很大的发展（尽管当时还没有“知识分子”这个名称），理性主义得到了发展；同时，科学技术方面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创新，各种学科发展起来。从以前的天文学、数学、几何学到17世纪的生物学、化学、机械技术，等等，很多领域都有了长足进步。因此，事物的发生、发展，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看，都受到许多因素推动和牵制，忽略其中任何一方面都会影响我们看问题的准确性。

三十年战争以后，17世纪四五十年代爆发了英国内战：王室为一边，议会为一边发生了对抗——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新鲜事。议会的军队最终将国王送上断头台，由率领议会军队的首领克伦威尔出任“护国公”（Lord Protector）执掌政权，之后英国国内出现了短暂的共和时期。

但这样的时期并没维持多久：到内战后期克伦威尔死后，英国又恢复到王朝专制时代，新上台的国王詹姆士二世变本加厉地对人民实行专制统治。1688年，英国从荷兰迎进一位信奉新教的君主奥伦治公爵威廉出任英国国王（当时的欧洲等级森严，只有王室之间才能联姻，贵族与平民不得通婚。因此，王室间的联姻造成了欧洲大陆复杂的国际关系。国王詹姆士二世的女儿，是荷兰王室奥伦治公爵的妻子。这位荷兰亲王“应邀”率军登陆英国，与妻子共同成了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逃往法国），这就是“光荣革命”。其革命之处即在于确立了议会与王权的分权：1689年，即威廉三世出任英王的第二年，国王就签署了一个《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法案规定了当时所涉及到的各种权利，如：国王应有的权利，贵族应有的权利，财产权的处理方法，等等。当然，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即为对国王权利的限制，并且这种限制在当时通过法案以文字的形式确立下来，削弱了王权。从此，议会权与王权分立的传统就在英国延续了下来。但是，《权利法案》也并非这一制度的起源。真正的起源是13世纪英国男爵们写给当时英格兰国王约翰（John of England,1167—1216）的《大宪章》（Magna Carta），里面规定了要国王承认贵族的财产权利及政治权利，并且在征收国税、组织军队（征兵）、发动对外战争时，所需的经费未经贵族或元老院的同意，国王不得擅自决定。这里面已经囊括了国家最重要的内政外交权。

另外，英国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也为它沿袭这个政治传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1066年，不列颠人就曾将侵入到英国本土的诺曼底人赶走，以维护自己的传统国家管理形式。同时英国还继承了古希腊自由开放的精神和文化，罗马人的一度入侵也在英国播下了理性主义思想的种子，从而使英国形成了虽然独立却并不封闭的独特的精神特质。得益于狭长的英吉利海峡，1066年以后英国本土就再也没受到哪国一兵一卒的侵扰。但这也并非意味着英国从此就与战争绝缘了，相反，他们把铁骑直接开到了欧洲大陆。譬如英法百年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就都是在英吉利以外打的。

与大陆隔海相望的地理环境萌生了英国所谓的“孤立主义”原则，即我只管我自己的事情——我不去管别人，别人也不要来干涉我，很有些“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味道。美国外交上的“孤立主义”，追根溯源也是源自于英国的。但是，这一套原则在现实政治中是不可能的事情，“孤立主义”事实上更为贴切的含义是首先确保自身的完善与发展，但如若大陆事务有利可图，也要积极地去参与谋利，甚至要去干涉别人的事情，这便是英国“孤立主义”的实质。

《大宪章》的精神主要体现在贵族与国王的分权上，削弱英王王权的“第一炮”，具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大宪章》是标志着现代英国政治体制的诞生。但是，虽然英国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比大陆国家早得多，但《大宪章》的执行过程却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国王不甘心大权旁落，有时也会反过来搁置《大宪章》，加强王权的管制。到13世纪60年代，英国的男爵们发现《大宪章》的内容并未得到充分的贯彻，便又写了一个关于分权的书面请愿书给国王，以重申《大宪章》的内容，提请国王注意。以后的十四五世纪，也就进入了国王与议会围绕着《大宪章》相互拉锯的时期。但是，《大宪章》所宣扬的精神并未在国王与贵族间长时期的相互摩擦中消沉下去，事实证明，分权制度在英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延续了下来，保留至今。撒切尔夫人在任英国首相的时候，有一次曾谈到苏联东欧解体以后欧洲应采取何种行动方式的问题，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布什提出，还得依靠北约（NATO）来领导各国的行动。撒切尔夫人当然支持此提法，提出需要再写一个“Magna Carta”，用文字形式把权利确定下来。即使是在英国当今的保守党内，《大宪章》也时常被引用出来作为其理论根据。

回溯到十五六世纪的历史，贵族力量的逐渐上升，财富的日益扩增，都是与当时商业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提高分不开的。英国贵族通过16世纪的海上航运竞争后来居上，很快超过了当时的商业强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到17世纪初，英国贵族的力量就已相当强大了。英国崛起的同时，16世纪后半期，西班牙辖下的荷兰也希望从其控制下摆脱出来，独立发展。当时西班牙作为欧洲的海上强国雄霸一方，但由于英国对荷兰伸出了援助之手，于1588年对西发动战役并全线击沉其“无敌舰队”，自此，西班牙落入一蹶不振的境况。荷兰北方七省从西班牙的控制下摆脱出来成立“联合共和国”，这就是历史上的“荷兰革命”。但当时国际社会却一直未承认荷兰的国际地位，直到三十年战争以后，才最终认同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另一方面，英国击沉“无敌舰队”的行为也向世人发出了一个信号，即表明英国要一跃成为欧罗巴的“老大”了。

1600年，东印度公司最早在英国成立，主要经营印度洋一带及好望角以东各国的贸易交换。公司事务起初只是由私人经理，由于经营有方，买卖越做越大，公司开始向国王和议会提出武装保护货物运输的要求并获得了批准。此后，东印度公司的经营逐渐带有国家性质，成为英国的“国营公司”。对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国王与议会由于共同的经济利益的需要，也会暂时达成一致意见。但是，由于历史发展的长期性和反复性，国王与议会的关系还是长期处于摩擦状态，相互合作又相互制约。

由于商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贵族的力量也随之强大起来了。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十四五世纪英国农业的迅速发展。众所周知，英国的工业最早起家于以羊毛为原料的手工纺织业，纺织业一发展，羊毛的供应量就得跟上去。因此，英国贵族就发起了一个“圈地运动”，凡是认为哪块农田是应该“改农为牧”的，就圈定下来改作牧场使用。后来，随着纺织业的发展，“圈地运动”愈演愈烈，给农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一部分农民进入工场，成为工人；一部分留在了牧场，从事一些稍需技术的体力活；而更多的农民则由于失去了耕作的土地，生活穷困潦倒。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对于“圈地运动”就往往只讲它消极的一面，即贵族迫害农民，把农民弄得流离失所，穷的更穷，以致矛盾的激化；总不太说的却是它在历史上积极的一面，即“圈地运动”对工业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因为：首先，那时需要羊毛的国家不仅仅局限于英国，当时欧洲大陆很多地方手工业制作中的科学技术成分也都得到了长足发展。比如比利时当时的纺织业就很发达，但由于国家小，原料供应不足，需要从英国进口羊毛。也就是说，当时欧洲大陆的经济发展也是需要英国通过商业形式来予以支持的。因此，虽说一定时期内“圈地运动”改农为牧对农民来说是一种剥夺，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却不尽然，它促使一部分农民离开土地成为了工人，即后来的无产者，同时也加速了农村的资本化进程。但是，毋庸置疑，“圈地运动”的最终获益者还是英国贵族，他们已日益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资产阶级化趋势。在17世纪初英国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欧洲大陆的许多地方也在生产技术方面有了显著发展，譬如比利时的列日、意大利的比萨，等等，连英国人也不得不承认，它们在有些行业的技术水平方面甚至超过了英国。但总体来说，从技术发展的全面性和影响力来看，还是英国遥遥领先。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新贵族和资产阶级（包括城市中的工商业资本家、手工工场主、行会股东和农村部分农场主）力量进一步增强，他们要求废除封建专制，分享政治权利，并产生了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思想意识。国会中也形成了与专制王权对立的反对派力量，国会同国王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不断发展。1628年国会通过限制王权的《权利请愿书》，重申未经国会批准不得任意征税，没有法律依据和法院判决不得任意逮捕任何人。国王查理一世为得到国会拨款勉强批准了《权利请愿书》，但当国会抗议国王随意征税时，查理一世便在1629年解散国会。此后十多年间，王权同国会特别是同广大群众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1640年11月查理一世被迫召开新国会，标志着英国革命的开始。英国内战爆发，断断续续打了九年，直到1649年把国王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1649年到1660年之间，英国历史上出现了短暂的“共和时期”，英国议会军队首领克伦威尔执掌了国家大权。

事实上，克伦威尔虽不是国王，但却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独裁者。马克思曾评价他说：“克伦威尔兼有两个人的品质——一个是拿破仑，一个是罗伯斯比尔。”拿破仑是法兰西皇帝，而罗伯斯比尔则是法国大革命白色恐怖的头目。由此可见，虽然其执政后的头衔叫“护国公”（Lord Protector），听起来冠冕堂皇，但本质仍是十分独裁的。因此，克伦威尔死后不久，短暂的共和国时期便转瞬即逝。随之而来的封建王朝复辟，国王詹姆士二世的专制统治变本加厉。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贵族从荷兰迎来了奥仑治公爵就任英国新君。

在此，我们把英国的前半段历史做一个小结：

一是通过了《权利法案》，用当时的语言明确重申了《大宪章》里面的内容（最初制定《大宪章》时所用语言为拉丁文），将国王与贵族的权利分辨明晰；由于生产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贵族的独立性及其资产阶级化趋势也日益明显。

二是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开始的工业革命。其实，把一个人发明了一个什么作为标志，说这是一个“革命”也未尝不可。但如果单说“光荣革命”就是从荷兰迎来了一位新君的话，我们当然就解释不了“光荣革命”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了。因为光从这一件事情着眼，而不去考虑前面贵族的变化的话，是说明不了问题的。工业革命也是一样，不能单说瓦特发明蒸汽机就可谓之“革命”了。

工业革命，我们叫它“革命”，西方也有叫做“工业化开端”的。瓦特发明蒸汽机，具有重大的技术意义：它解决了动力源的问题。当时欧洲已经有一种纺织机，叫做“珍妮纺织机”，它通过人手的操作，借助水力或风力为动力来推动运转。这在当时已经是十分先进的了。但瓦特蒸汽机的发明，是以蒸汽为动力来推动机器运转，便解放出了很大一部分人力，带有历史性的突破。因此，我们便以它为标志称之为“工业革命”。但实际上，工业革命并不是某个确定的日子或一个孤立的事件就能概括得了的，它应是几个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在生产实践中的不断积累和改进的结果。

说到“改进”，我们中国也有过“改进”。李约瑟写的《中国科技史》就曾具体谈到过。但中国的改进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突破性的成果。我觉得，凡是我们做事情，都得有两个过程：一个叫做“build up”，就是把事物建起来。但如果建起来后就不管了，那也发展不了多少。因此，还得有一个“break through”，就是打破原先的事物格局，不断去撞击那层“天花板”——一旦突破那层ceiling（天花板），就又上升到一个新境界了。——基本上欧洲的每个世纪都曾经过这两种过程，因此他们在各个领域，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上，都会经常有突破。事实上，瓦特在“工业革命”中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因此，几个世纪不断积累改进的技术成果到1780年左右，便首先在英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业技术革命，并很快波及到欧洲，绵延20年。所以，从1780年至1800年这20年间都可以称之为“工业革命”。那么，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工业革命”给社会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和后果呢？

首先，以蒸汽为动力，加速了纺织机器的转动速度；同时，作为先进的动力源，蒸汽机又很快作为发展矿业所需的动力机器，应用到采矿业方面；在生产行业广泛进步的带动下，交通事业也要求改进动力设备，给火车提速。蒸汽机在动力上的突破，带动了英国工业圈子里各行各业的发展，到17世纪后20年里，工业产值就有了明显的增长。同时，发展的浪潮也已广泛扩展到了欧洲大陆。但当时大陆国家尚未经过革命风暴的洗礼，政治经济上没有英国放得开。所以，至此以后，得益于“工业革命”的成果，英国一直领先于欧洲大陆近百年。

其次，“工业革命”的另外一个社会后果就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兴起。当然，此时所谓的“资产阶级”，成分还是贵族，但他们的思维方式已经开始资产阶级化了。同时，早期的无产阶级出现了，这是“工业革命”的一个很大的社会影响。“工业革命”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社会结构和社会模式。

因此，总而言之，我们看“工业革命”和看其他事物，都不能局限于具体的一件事上，而应该全方位、多角度地去把握。譬如说，17世纪还有很多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如当时英国有一位叫做史密斯的船长，于17世纪初驾船到了美洲，回来后根据他当时的观测绘制了一幅北美地图。后来伦敦方面对这张地图作了研究确认：1620年，第一批英格兰人坐着“五月花号”移民到美洲，带的就是这张地图。“五月花号”的这批人都是英国的清教徒，是英国绅士中的优秀分子。他们没预料到，到了美洲以后会是那样的一种境遇：上岸以后，后面是汪洋大海，前面是莽莽森林。怎么办？他们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回去是肯定不可能的，于是，他们就集体写了篇《五月花号公约》，虔诚地向上帝发誓，一定要“通力合作，改善生活”。这本来在当时是一件微乎其微的小事，但谁能料到以后却由此诞生了一个后来居上的大帝国呢？这些虽然是后话，但从欧洲这方面来讲，却都是17世纪埋下的伏笔。

欧洲工业的发展，最初是在英国，后来也慢慢地普及到欧洲大陆，到1780年左右多数西欧国家基本上完成了它们的第一次工业化进程。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步，我想有几个因素。我经常说，为什么有些事情中国做不到而欧洲却能做到呢？追根溯源，这还是涉及到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但是，至少有几个现象（注意，我现在说的还只是“现象”）是可以从中看出区别来的。首先，欧洲的智力发展（intellectual development）是能够独立进行，不受政治和道德干预的，当然不排除也有客观上政治干涉智力发展的时候，如先前在“启蒙运动”章节所讲到的伏尔泰，也曾受到政治迫害，书籍被烧，人被赶出国去，等等。但无论他被赶到哪里，他都会照样保持原先的那样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即始终保持一种独立发展的人文精神。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就几乎没有，我们没法举出一个历史上没有一官半职的文人是研究科学的，搞技术的，更少。现在我们动不动就举“四大发明”，动不动就提《梦溪笔谈》，说是里面最早发现石油。可是，考证的东西是说明不了我们科技的发展的。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提，我觉得，应该是知识和掌握知识的人独立自主的活动。但这“独立”二字恰恰就是中国几千年来所欠缺的。所以有时跟西方一些学者接触的时候，他们也有这样的看法，即中国缺乏独立的知识分子。它的发展，总要借助于外物的一点什么。杜甫通过他的两句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抱负：我希望当今君主是如尧舜那样贤明的皇帝，能使整个社会的风俗像古代那样古朴淳真。最近电视里面在讲李白，说李白是如何如何豪放，如何如何藐视王权，但却没有看到李白的另一面。要么你就归隐山林，像陶渊明那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事实上，他心里所想和行动所为的还是与政治有关。这都是不行的，发展不了独立的科学；更不要说，中国独特的人文环境致使文人往往对自然科学产生一种漠视：中国古代的哲学理念和思想理论里面，都没有客观观察自然界这一条，讲的都是道德、政治。这些都是与西方不一样的。

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一点。我总有这样的印象，觉得欧洲知识的流动是比较自由畅通的。即使是在王权专政的时候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曾说过：“荷兰革命是英国革命的预演，英国革命又是法国革命的预演。”这个怎么体会？这个“预演”不是说它的形式，是说它的实质。实质是反对、推翻了旧制度，推翻了封建君主制度。

但就是在西方的封建旧制度下，知识的流动还是相当自由的，这包括基督教会在内。这个过去说过，不再重复，基督教教会和教义是有关联的，但是也要分开来看。教会是镇压组织，是一种权力组织，但是它的教义不太一样，从中发展出来的东西有进步的一面。西方还有独特的人文气氛，西方把人当成人来认识。就是在很专制的地方，总还有一些什么文艺沙龙、什么俱乐部等这类性质的组织。这能说跟工业革命没关系吗，这些都是人文条件、社会条件，推动社会进步的社会条件。

第二个印象不同的是我觉得欧洲实验上的发展。技术、科学的发展非常讲究方法，这方法就是实验，实验的方法，实证的方法。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些内容，现在的报纸也经常会写一些，像《中华读书报》写一些科学家的探测事迹。这种讲求方法的精神中国当然也有，但是非常，非常薄弱。冯友兰先生曾经有这么一个想法：如果没有秦始皇统一中国，没有焚书坑儒，如果墨子能够继承下来，也许有可能发展出科学技术。但是墨子到了秦始皇那个时候已经衰落了，已经不行了。这是一个推测，是冯友兰1922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写的一篇文章，他思考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其实这个问题老早大家都在想，但是现在有的人偏偏说中国老早就有科学了。我觉得这个用不着争，没有什么太大意思，中国有科学就有面子了吗？问题并不在这里，是历史造成的嘛，也不是谁的责任。既然是历史造成的，承认它就行了嘛，脸上没有什么不光彩的，不必变着法子说我们早就有科学了。我们什么时候就有科学？鲁迅说得好，火药倒是中国发明的，但是都用来做了烟火炮竹，传到西方去，葡萄牙制成了大炮，那这个发明有什么可吹的呢？所以这第二点就是讲求方法，中国缺乏这种实验的实证的方法，在学术上讲就是没有“实证主义”了。而西方在科学技术领域里是不断地探索，不然怎么出得了哥白尼呢？怎么能出伽利略呢？就是通过不断地探索。他们总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再提出一个问题，再解决这个问题，又出来一个问题，这样不断地问题推问题，每一个问题都要求有一个实证的了解。如果经过实证还解决不了，那就继续探索和求解。这种方法是一种钻研的精神。在欧洲古文明时期，就有了这种精神。

第三个印象是，由于有上面的两条，西方的发明，inventions，是不断翻新的，就是from invention to invention这么一个波浪式的推进。

这三条，是我个人认为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工业革命”的原因。老早人们就提出这个问题，从“五四”就提，提到现在了。我觉得一定要找原因的话，这些还不是原因，但这些现象是存在的。

17世纪单纯用一个思想方法的改革来讲，这是一条线，是人文方面的，哲学思想方面的，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线交织着。同样，到18世纪，我们讲那个“启蒙运动”，已经讲过，不再重复。“启蒙运动”也不是孤零零的事件，也不是说18世纪欧洲就只有一个“启蒙运动”。英国的18世纪我们已经说过了。大陆的18世纪以法国为代表，因为法国是最强大的一个王国、一个王朝，它的独裁专政到了极点。这是法国和英国不同，这点我过去也说过，法国的贵族和国王站在一起。再有一条，法国的王权专政是几个世纪下来不动摇的，特别是在百年战争14世纪以后。把英国人打走了，法国的威信上来了。在这以后，历代的国王都是极端专制的。经过这几个世纪，到17世纪的时候，路易十四的专政集权已经发展到顶峰了，经济实力也发展到顶峰了。这就不矛盾？你说他专政集权，那怎么经济实力还发展了呢？这都是同时存在的，经济发展并不妨碍集权专政。路易十四可以勉强过去，维持一个“鼎盛时期”。路易十五就稍微差一点了，而且路易十五不是一个很强的国王，就靠黎塞留、马萨林这些宰相来维持。实际上就是国王周围围绕着一帮权势。这是一个制度问题，不是一个皇帝的问题。到18世纪的时候呢，由于种种原因，比如说，对外战争的经费耗空了国库，对农民征收的各种名目的税使农民没有办法活下去，法国已经国库空虚、财政混乱、人民生活非常悲惨。但是在这样一个状况下，皇帝、贵族这一帮人是声色犬马、花天酒地。法国上层的花天酒地在欧洲上层也是特殊的，变着花样地过那种很荒淫的，很奢侈的，穷奢极欲的生活。所以到路易十五这个时期，实在是维持不下去了。民怨沸腾！路易十六也是一个很弱的皇帝。人们说他的性格是很软弱的，不像路易十四，那是法国王朝的黄金时代。到路易十五，短期的过渡，路易十六就不行了，过去一切封建王朝的弊病全在这个时候爆发。

在路易十六这个时期里，也有一些想要改革、改良的意思。国库空虚怎么办？税收高，民怨沸腾怎么办？这有些像我们清朝末年，得想些改良的办法。首先就是要解决财政问题。当时路易十六启用了一个经济学家杜尔高（Turgot），他提出一套改革财政的方案：减轻农民的税收、发展生产，等等。行不通！就是在那种封建体制之下，大部分都是浑浑噩噩的人，他的办法行不通。后来又启用一个人叫做内克（Necker），这两人都是经济学家。他也提出一些改革的方案。也行不通。这时已经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了。于是发生了7月14日的群众冲击巴士底狱事件，法国大革命开始。

现在法国的国庆节7月14日，就是纪念群众冲击巴士底狱发生的暴动。这场革命并不是哪个党所领导的，或者哪个运动所引发的。现在对这个问题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包括我们中国的史学家也有不同的意见。我个人认为这实际上是暴民的暴动，自发的暴动。群众成分非常复杂，主体是农民，也有城市的工人。当时法国还是农业社会，比起英国差一大块。英国经过了“圈地运动”、“工业化”，英国的土地已经资产化了。法国却没有，所以冲击巴士底狱的主要是农民，还包括城市下层的工人、失业者，还有一些游民。他们出于一种义愤，就冲击巴士底狱。

这种冲击并不是事先没有看到的，因为民情鼎沸，谁都会有预感要出事儿。所以在这个时候，在路易十六的统治下，就开始准备一个改良的措施。除去我刚才说的杜尔高、内克的方案，那是在经济方面的，还有了一些学习英国的办法，就是削减王权，增加元老院的权利，给人民多一点权利，等等。这些措施已经在准备了。参加制定这些措施的有拉法耶特（Lafayette），这也是一个“传奇人物”。在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法国是支持美国的。国家关系说不清楚，法国是封建王朝，又去支持美国革命是什么道理呢？那是因为法国和英国有矛盾。英法向来是世仇，美英打仗，法国就要支持美国了。当时，拉法耶特就去美国打仗了。临离开美国的时候，在美国的议会他发表了一个非常震动人心的讲话，说美国革命就像一座丰碑把自由升华了。回到法国后，他就是改良派之一，起草了一个文件准备实施改良。但在这个时候，暴动发生了。整个把这一套计划给打乱了。我觉得这挺像我们晚清时候的样子，那时慈禧也想改良了。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假改良”。但是真改良也好、假改良也好，反正是派了五大臣留洋。五大臣留洋，写回来的条陈差不多是一个样子，就是学英国，甚至于不是学英国，是学日本。只要皇帝的位置不动，下面可以改一改；皇帝的位置万不可动，但是要立议会，等等，成立“君主立宪”国。但是来不及了，辛亥革命已经爆发。当然，辛亥革命和7月14日的暴动还不一样。辛亥革命是有领导的，有孙中山同盟会的领导。但是有点儿这个意思，想改已经改不了了，已经赶不上趟了。路易十六后期就有些像这种情况，他想改良了。当然故事还有很多，什么他想改，王后不想改啦，但那是他家庭的事。总之在政治舞台上，他确实是想改了，请这个上台，请那个上台，都不中用。暴动已经发生了，规模非常之大。为什么大呢？巴士底狱里不仅关的是犯人，而且旁边有一个大军火库。把那个军火库一打开，就引发了流血斗争。这就是武装暴动。到那时候，不管是哪边都出现不了任何有理智的人。接着就是整个巴黎，然后各省都暴动了，都发生同样的起义，连锁反应。这应该说是法国大革命的第一步，是以暴动的形式出现。我认为当时是逼得人没办法时的行为。对于第一次这种自发性的革命，西方当时有两种看法，简单地说：一种是英国方面的，英国方面的主流思想认为这场暴动流传开来的影响是很糟糕的，担心影响到英国的秩序。因为英国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经过“虚君”，经过《权力法案》，国内的秩序已经相当稳定了。这个传统的秩序，英国现在要极力加以保持这个秩序不变。法国这一闹可不得了。更何况现在英国国内也有人对法国这场革命表示同情。不是一般的人，是在大臣中有人同情。这样就使英国的主流思想方面忐忑不安了。尤其是大革命以后，法国组成了国民议会、安全委员会，等等，他们对宗教的政策、对王室的政策，都使他们非常担心。英国的宗教政策也是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通过《宗教宽容法》确立的。他们的宗教问题也基本解决了，就是基本上信仰新教，只有爱尔兰还是信天主教。法国是天主教国，若是像法国革命把宗教也革了，首先爱尔兰会发生变化。所以英国比较担心这场暴动会对英国产生不良的影响。于是就有一位大家都很熟悉，前一段时间学者们都很热衷的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他写了一本书，叫《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French Revolution。他这本《反思》全面否定了法国革命，认为这是一场暴民革命。这种暴动摧毁王室、也反对宗教信仰，是不能容忍的，是对自由的侵犯。另外，他还阐述了他的政治思想：人类和自然界一样是各种各样的，人类就要分成等级，是要有秩序的，不能没有国王的。财产权是不容侵犯的。这本书后来就成了英国保守主义的理论基础。所以向来讲，英国的保守党，保守主义没有理论，是没有理论吗？有一本就是这本。他还写了很多其他的书，都是这个意思，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他这本书大概是在1792年写的。大革命刚爆发不久他就死了。他的这本书在英国影响很大，当然在法国就把它看成一个反动的东西。但是马上又有另外一个英国人叫做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也是一个很著名的理论家。他写的一本书叫做《论人权》，Rights of Men。这本书正好是相反的，批判埃德蒙·伯克，两个人唱了对台戏。这场辩论非常激烈，影响也非常大，影响到了欧洲，也影响到了美国。

那么在这种暴动的革命中，势必要有人出来进行组织和领导，不可能就这么乱乱地结束了。当时出来起主要作用的就是那些知识分子。咱们现在叫“知识分子”，那时没有这个词。而从职业看，律师起一个领导的作用。那么在这些人里面，当然也有一些是官僚，是在政府中任职的，他们有革命的思想，就聚到一起了。他们共同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思考对这个旧制度怎么办，不仅是一个路易十六的问题。如果是的话，那就容易解决了，当然后来他也被砍了头。这是一个制度的问题。所以这些领导者在暴动发生以后，很快地在8月发表了著名的《人权宣言》，或者叫做《人和公民权利的宣言》，一般就简称《人权宣言》。在《人权宣言》中，把英国革命以来的政治、哲学的观点都提出来了。例如，人生而平等自由，这个观点是欧洲包括美国在内，西方基本的观点。这句话最早出现在洛克的《论政府》中，那时候还讲在上帝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平等的。这句话在以后所有重要的历史文件中都必然以各种方式表达出来。比如说，美国独立战争时，杰弗逊写的那份《独立宣言》就讲了这句话，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也讲了这句话。到1848年那场革命以后，成立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宪法也写上了这句话。直到最后《联合国人权宣言》，也写了这句话。可见这句话的分量和历史传统意义。现在西方国家和我们的人权谈判，屡次涉及到人权问题，我觉得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这是个基本看法，就是人有追求生活、追求幸福的权利。就在这个人权问题上，基本的一点就是人的基本权利是不能够侵犯的。从洛克到《联合国人权宣言》一直都是这种观点。我们也在《联合国人权宣言》上签了字，也就是承认它的普世性。这点呢，在法国大革命写得更明确一些，接着还有保护私人财产权，认为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议会是选举出来的，是民选的，等等。有一次有一位同学提出，是不是“启蒙运动”启发了法国大革命。我记得我说很难从里面找到一条线，说它启发了法国大革命。这个问题一句话说不清楚，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是纯属自发，民情激愤、揭竿起义，是陈胜吴广式的，一场暴动冲击了巴士底狱。你说这场暴动它是“启蒙运动”所启发出来的，这个我觉得说服力不强。但是“启蒙运动”中的一些思想对于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后，对一些领导人，对领导层是有影响的。他们都需要学习以前的哲学、政治思想。

特别是卢梭的《民约论》——《社会契约论》，对罗伯斯比尔的影响是最大的。但也正是卢梭的影响，不能说全部吧，部分的影响，我觉得罗伯斯比尔滥用了卢梭的观点，造成了后来的“白色恐怖”。他主要利用卢梭的两个观点。一个是“主权在民”，一个是要按照“普遍的意志”来办事。主权在民，主权是人民的；而普遍的意志general will，罗伯斯比尔演绎成为“我就是人民的代表”，到后来他就自封为我就是不朽的人民的捍卫者、保卫者，他就是这么个人。但是在起草这个宣言的时候，这个宣言所起到的历史作用，不能够因为罗伯斯比尔后来的这些行为而把它否定，更何况起草这个宣言的不止一个人，是好多人，其中也有一些主张改良的人，甚至是主张实行立宪君主制的人。法国大革命以后的这个人权宣言呵，确实代表了当时法国进步的主流思想，跟美国的“独立宣言”一样，都是这类性质的历史性文献。“独立宣言”同这个“人权宣言”还不太一样，“独立宣言”主要是针对英国的，是针对不列颠说的。所以它前一段是讲的基本人权问题，后一段完全是讲的（针对的）英王的各种各样的对美国干涉的行为、不公正的行为，等等。它是要宣布独立的。一个是北美人民自己的愿望，一个是对英国的谴责，这是美国“独立宣言”的基本内容。而法国的“人权宣言”完全是对自己国内说的，是说国内的各种权利。所谓人权的意思，就是这个“权利”的意思。如果讲自由的话，也是这个“权利”的意思。你承认不承认我的权利，我承认不承认你的权利，我尊重不尊重你的权利，你尊重不尊重我的权利，自由的根本含义在这儿。这条脉络是这样下来的：“大宪章”一洛克的思想一“权利法案”一“宗教宽容”一美国的“独立宣言”一法国的“人权宣言”。这条线我觉得代表了也反映了人类前进的方向。现在我们国家的学术界包括教育界，也重视对人权的研究，我觉得这是个好事情。你不能人家一提人权，咱们就紧张，你得把人权问题弄清楚。

当然了，那时候法国的好日子也不是很长。通过了“人权宣言”，反响很大。当时的托马斯·潘恩等人也就是根据法国人所做的这些东西来驳斥埃德蒙·伯克和辩论自由思想的。你们可以找这两本书来看一看，——有没有中文翻译本我不知道——这两本书在欧洲和美国影响都非常大。托马斯·潘恩既支持法国革命也支持美国革命，说简单化一点，反对的是英国的君主立宪专制，潘恩的立场是比较彻底的。但是埃德蒙·伯克呢，从是非上来讲，我觉得他也无可厚非。他有他的理念呵，对不对？但问题是他写出来以后呢，他攻击的是法国人民，攻击的是法国革命以后的议会，托马斯·潘恩就抓住他这点了：你英国当时成立议会的时候，你们英国实行君主立宪的时候，法国没有人批评你，现在法国人搞这个你凭什么批评呢？两个人争的很厉害。埃德蒙·伯克在开始的时候，他对法国大革命并没有太多的恶感，他在那儿观察，他像英国人和英国政府一样，是在观察。法国发生这个事情，就像我们今天听说哪儿哪儿爆炸了一样。后来他进一步想了之后就反对了，他认为这个影响要是传到英国的话会颠覆英国的传统，所以他就写了这本书，对法国大革命发表了《反思》。我曾经建议我们欧洲研究所的一位青年人，他是研究英国历史的，我建议他把三个人串起来做一个理论上的比较。哪三个人呢？卢梭，埃德蒙·伯克，托马斯·潘恩。其实要归纳到理论上的话，可以归纳到卢梭这儿。就是因为有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才有了法国的“人权宣言”，对此埃德蒙·伯克写书，批评法国大革命，然后托马斯·潘恩回到卢梭的立场上，反过来批评埃德蒙·伯克。这一场理论上的来回往返，如果好好地琢磨一下，是很有意思的。把它理顺的话，我觉得你就对法国和英国在那个时期的思想状况，以及它们的思想家所留下来的思想传统，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这三个人我觉得都是思想家。

现在报上有一种观点，我还不太同意，就是把法国革命后来的白色恐怖、滥杀无辜的账算在卢梭头上，我觉得这是冤枉了卢梭。我创造一个“理论”：下面的小和尚把经念歪了，你怪那个老和尚，那行吗？那是不行的。法国启蒙运动时候的一些思想家，对法国大革命的那些领导人，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如果见诸文字的话，只有在罗伯斯比尔的著作里边有。他写道，我是读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点明了就是卢梭。由此看来就要让卢梭去为恐怖主义负责，为后来的白色恐怖负责，那是不合理的，是说不通的。由这个理论发展起来的话，都让理论家来负责，这个就没边儿了。比如说黑格尔、费希特、尼采，他们日耳曼的情结比较厉害，希特勒时代也经常提到他们，但要是说希特勒的思想根源在黑格尔那儿，在费希特那儿，在尼采那儿，我觉得这个联系未免太随便了点。黑格尔在搞他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时候，怎么会想到我这个理论将来会推出个希特勒来呢？当然黑格尔是有点大日耳曼主义这是没错的。

1792年，国王路易十六逃跑。先是巴黎的几千个劳动妇女，游行到凡尔赛，把国王和王后抓出来，抓到巴黎，革命政府把他们囚禁在塞纳河畔的一间房子里。在这个时候，国王的弟弟里通外国。当然这个时候的外国已经在虎视眈眈地要对法国动武了。因为当时欧洲的其他国家都是君主国家，都害怕法国的革命影响了本国的秩序，都准备武装干涉。当然首先是英国，英国和法国是“世仇”；还有德国（当时德国还没有统一成一个民族国家）、意大利都在虎视眈眈地对准法国，注意法国的动向。当时是有这么一个国际背景的。在这个时候，路易十六的弟弟串通了普鲁士，忽然一下就使日耳曼人到了法国境内，交了火，暂时日耳曼人被打退了。群情激愤，把一股脑仇恨全对准国王了。这个时候国民政府——当时叫做“公安委员会”——就决定处死路易十六和皇后。我在法国巴黎看过他们的一个展览会，就是把给路易上的绞刑架摆在那儿，后来也摆了一些他们恐怖时期杀人的东西。这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上叫做“第二次革命”。把国王抓起来以后，群情激愤又闹了一次。这一次是各方的冲突（的爆发），保皇派、革命派、农民，打的是一团乱仗。死伤很多，有人说是一万二千人，不一定准确了。

在“第二次革命”国王上了绞刑架以后，应该说法国作为革命这一个行动来讲是告一段落了，它宣布成立了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但共和国没有总统，而是有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头儿是罗伯斯比尔。在这个时候呢，保皇的情绪是相当厉害的。就是在原来法国革命的各党各派中间，相互的斗争也开始了。法国革命大体上分三派。一派叫做“山岳党”，因为他们在国民议会里坐的位置最高，这个党大体上是属于左派；右派是“吉伦特”党，“吉伦特”是一个地方，党内大多是文人、艺术家，一般的观点倾向于维持君主立宪；第三派是“平原派”，是中立的。左派的“山岳派”，原来大多都是“雅各宾俱乐部”里的人，那是在路易十六后期就有的，在“雅各宾俱乐部”里有各种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的集会，他们的观点是比较激进的，后来就叫“山岳派”了。可是在这个“山岳派”里边，也是互相斗争的。如果要写一部派系斗争的历史，我看法国大革命应该是鼻祖。历次革命没有不闹派性的。“山岳派”相互之间斗争，而且开了杀戒。比如说对“吉伦特派”，因为它是维护君主制的，那就都要杀掉，杀人很多，那时候杀人就是送断头台。“吉伦特”党两个当时很有名的人，罗朗（Roland）夫妇。这个罗朗先生过去曾经担任过内务部长，后来在法国革命时，参加反对法国君主制和独裁制的“吉伦特”党。在革命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同事，后来就不行了。先是他的夫人，他的夫人比他更加明确些，比较公开尖锐地反对罗伯斯比尔激进的左的行动——滥杀不同政见者，滥杀与王室有牵连的人，还有贵族，所以这些贵族要么被杀了，要么就跑到国外去了，跑到英国和美国去了。比如1830年以后复辟的菲利普王朝，那个菲利普王子就是这个时候跑的，他跑到美国去了，后来回到法国当国王。跑的人很多，但是死的人更多。对当时情况的统计数字都是不可靠的，因为这个书这样说，那个书那样说，所以没有办法计数。总之，各省各地方都有被滥杀的或者送上绞刑架的人，在恐怖时期的总数估计是四五万人。

罗朗夫人说了一句话，在梁启超的《罗朗小传》中有这句话，是用文言写的，她说：“自由，自由，多少罪行假汝以行。”说自由自由呵，多少的罪行都是借你的名义干出来的。罗朗夫人被送上了断头台。当天晚上，罗朗先生自杀。大屠杀造成白色恐怖，大体上是从1793年到1794年。为什么后来中止？全杀掉了。内讧呵。比如说罗伯斯比尔和丹东，两个人本来是一个战壕里面的战友，丹东对于搞这种恐怖政策不满意，提出来停止这种恐怖的政策，罗伯斯比尔就把他送上断头台。最后到了1794年，罗伯斯比尔成为孤家寡人，大家对他怨气冲天，最后由国民大会安全委员会宣布把罗伯斯比尔送上断头台。有个圣·茹斯特也是参予起草《人权宣言》的，也被处决。那是1794年7月26日。罗伯斯比尔一死，恐怖现象也就过去了。整个法国大革命发起于《人权宣言》，然后对外第二次革命，把国王抓起来，然后是内讧，内部矛盾，大屠杀，等等。从1789年到1794年，告一段落。1795年日子混不下去了，成立了一个“督政府”，成立两院——上院和下院，把国民议会分成了上院和下院。这就是现在的参议会和国民议会。督政府由五个人组成，第一督政是拿破仑。再过两年，拿破仑被任命为终身督政，跟皇帝差不多。到1804年，拿破仑改制称帝，同时发动对外战争。这就是你们都熟悉的“拿破仑战争”，用战争的手段去宣传“自由、平等、博爱”。这个法国大革命呵，轰轰烈烈一场，影响非常非常之大。因为17世纪和18世纪有这么两场革命，革命唤醒了人民的觉悟。什么觉悟呢？批判旧制度。本来像法国这样的国家，农民是非常愚昧的一群人，绝大多数都是文盲，不识字，当时法国还是农业国，你们可以看一本小说，叫做《93年》，法国作家维克托·雨果写的，写《巴黎圣母院》的那个。我觉得应该翻译成中文了。他用小说描写法国大革命后期的状况。休闲的时候可以看。英国和法国，各自有自己的方式，留下了很多影响，也留下了很多后遗症。现在常常把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大革命拿来作比较，怎么比较法呢？这各有各的比较法。我倒建议你们自己可以去比较比较。我觉得，在有些问题上，在社会问题上，在一些政治思想的问题上，英国解决的好像要比法国彻底。法国虽然有那么激烈的革命运动，总是感觉他的集体主义的东西比较多，民主主义的东西也有，集权的东西太多。所以我有的时候说笑话，打个比方：英国的革命好像是炖肉，文火炖肉，法国革命是猛火，是煮肉。都熟了，但英国的文火炖肉可能更烂一点，熟的更透一点。法国革命的过程非常快，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快极了。也是在路易十四、十五、十六这几代国王的重压之下，人民无路可走，非这样不可，非铤而走险不可，没有别的办法。这就是历史的命运。但是你要一想这个自由主义，自由，等等，它的发源地还是在英国。法国还要经过一段时间，从法国革命以后，经过拿破仑战争，还要经过一段时间，才慢慢进入民主共和的时代，那就到了19世纪了。所以我们现在离历史并不远。直到了19世纪中叶的时候，1848年左右的时候，工业化走在前面的，政治制度走在前面的，还是英国。英国的历史的酝酿过程是比较长的，但是从1688年以后，君王的位置是越来越“虚”了。“虚”到了现在，甚至查尔斯的儿子不想当国王。各个王朝都是这样的，不能够和世俗通婚的。除了查尔斯娶了一个黛安娜，这是个“大逆不道”的事情，在英国的老派人士来看“大逆不道”的事情。但是这道墙很快要冲破了。这个制度的变化常常是要经过一个很长很长的时期的酝酿和摸索的。今天就讲到这儿，接下来一共还有三次，下一次我就讲欧洲文明过渡到美国文明。包括了19世纪以后的资本主义的全盛时期。